假如有一天，大家把北大改导致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这么一条无关“当地情怀”的“标准化”的道路上。
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如此坚持5年、10年、20年，中国大学才大概走出一条合适我们的“康庄大道”。
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来源：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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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我首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是在1991年。当时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了三个月的研究。由于那时的香港还没回归，所以大家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骄傲。此后，我与香港中文大学一直维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1997香港回归前后，我看见他们的挣扎，也知道他们的努力。从2008年开始，我成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双聘教授，合作更多，察看自然也就更为细致。两相比照，我发现：香港的大学愈加自信，中国大陆的大学却愈加不自信。
自信与不自信，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学办得好还是不好，而是意味着中国大陆的大学目前换了一个跑道，即所谓“参与国际角逐”。此前，中国大陆与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骄傲。在中国大陆，大家比较容易判断什么大学办得好，好在什么地方。但今天，大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游戏场。对于中国大陆大学而言，这套游戏规则是全新的，看上去不太适应。
讨论这个问题，就需要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后教育史家会记得这个年份。那一年发生两件事情，对于此后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进步影响深远。
一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大家今天都熟知的名词——985大学。刚开始国家确定重点支持北大、清华，后来扩展到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布过211计划，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所有这类——“2+7”、“985”、“211”，对中国大陆大学进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二是历程1998年的经济危机，作为对策之一，中国政府决定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从次年起大规模扩招。所以，近15年的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基本是在两条非常不同的道路上奔跑，一是追赶世界一流，一是拼命扩招。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得到了国家及民间不少的支持，是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同时，让我感觉不安的是，那些被排斥在985、211以外的大学的处境却愈加艰难。目前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样，备受关注的是处在顶端的大学，而极少有人认真讨论那些处于中间或者底层的大学。
这类年，我有意识地走访了不少非211大学，包含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等等。在我看来，这类也都是很大学，有些甚至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在现行的规范设计中，这类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类大学，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长非常难找到较为充裕的经费，学校的进步一般遇见瓶颈。所以，我特别感叹，办一所很大学好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很大学却不是非常难。20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愈加大。当大家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需要回过头来考虑这类非211大学的艰难。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沿袭的正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无法让全民都热爱体育且身体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大练习，目的是奥运会金牌。但不可以忽略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一定也会出问题。假如没非常不错的教育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恐怕是无力承担“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
除去规范设计的问题，大学排名也是影响当下高等教育进步的一个要紧原因。今天，你见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或书记，几乎都会告诉你他们学校的排名问题。即使不是全球排名，至少也是全国排名。我常常特别惊讶地听到一些数字，后来渐渐了解，每所大学都是选择某一年某一排名推荐甚至某一单项中我们的最好地方进行宣传。校长书记们或许并不真的这么想，但现实的重压使得他们只能这么说。
记得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曾宣布港中文不参与排名后，立刻就在排名推荐中跌了下来。校友们纷纷关心，到底出了什么事，母校排名为何跌得这么快？校长无法，只好重新回到这套游戏规则中来。这就是上文说的，大家开始在转轨，都在努力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相对而言，香港的大学基本适应，中国大陆的大学却身心俱疲。
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此后被广为征引。那是在《国际视线与当地情怀》一文中，我提出：“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需要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块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收获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
假如有一天，大家把北大改导致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这么一条无关“当地情怀”的“标准化”的道路上。
2、改革太急与期待太高的中国大学
单就国际排名而言，香港的大学无疑比中国大陆更占优势，由于他们的整个高等教育规范都是拷贝欧美大学，大部分教授也都在欧美大学同意教育。而今天中国大学响彻云霄的“国际化”口号，说白了就是以欧美大学为标准。所以，香港各大学的国际排名比中国大陆高，并不意味着其实质水平这样美妙。中国大陆的大学目前都面临着转换跑道的问题，也就是大家一般所说的“与国际接轨”。我常追问：到底是什么“轨”？又应当怎么样“接”？
海外的很大学并不是都是同一模式，每一个在国外同意过高等教育的学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范型。有人觉得是德国的，有人觉得是英国的，有人觉得是日本的，更多的人觉得是美国的——而美国东部的大学与西部的大学风格不太一样、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进步道路也迥异。
在我看来，“接轨说”误尽苍生。今天的中国大学都想接轨，但又都力不从心，一直接得不顺。为何？主要有两个缘由：一是大家的包袱太沉重；二是大家走的本来就不是这条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转轨，转得太急了，弄不好是会翻车的。
这样立说，并不是否定中国大学需要改革，而是期望官员及公众对于“转轨”的期望不要太高，并非“一转就灵”的。其实，所有些大学都在转变。譬如，今天的欧美大学与二战以前已经有非常大不一样，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学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的状况比较特殊，是在政府的号令下连续急转弯的。无论是当初的大学升级，还是日后的大学合并、大学扩招，与最近的改普通教育为职业教育，几乎都是政府一声令下，各大学秣兵厉马、气势恢宏、步调一致地开始转轨。完全由政府决定大学应当往什么方向转，且有明确的时间表，对于高等教育的进步而言，其实不太有利。
从1998年到目前，中国大学改革的节奏不可谓不大。可办教育的人需要了解，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急不能。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有非常长的路要走的。假如你追求“掷地有声”，那只能是在面积非常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古人了解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理想的状况。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如此坚持5年、10年、20年，中国大学才大概走出一条合适我们的“康庄大道”。
到过海外大学的人都了解，校园里非常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地在拟定进步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都热血沸腾。如此的画面让人感动，但我需要说，如此的状况也叫人担心。大学改革，应当稍安勿躁。
从15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的需要600所大学转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如此持续的急转弯，很伤人。办教育的人要了解，一个错误的决定，需要用十个非常不错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学生不应当成为菜鸟鼠，大学也不应当成为菜鸟鼠。一个要紧政策颁布，一代学生的命也就与之直接有关。所以，教育的实验需要小心翼翼，特别忌惮连续急转弯。宁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追求的成效是“移步换形”，而不应该是“日新月异”。
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中国大学之所以步履匆匆，来自于国人的期望太高。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向外看”，喜欢谈哈佛怎么样、耶鲁如何；一是“向后看”，极力表彰民国大学怎么样优秀。这两种思路，各有其道理。作为“借镜”，两者都是很好的资源。但需要警惕的是，不必借此对当下中国大学“拍砖”。我在演讲的时候，常常会遇见热心听众提问，开口就是“中国没大学”。我了解他的立场，但如此的表达是有问题的。中国不只有大学，还有很好的大学。中国大学“在路上”，请多一点点掌声，少一点点砖头。
目前有一种时尚看法，说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需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大学同样需要一种“知道之同情”。民国大学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大家的高等教育模式非常不同。整个民国年间的社会动荡姑且不论，即使是在局势相对稳定的1930至1937年间，在校大学生也就四万多人。等到抗战胜利，这一数字有所增加，也不过八万多人。而今天则是每年大约2600万人在大学读书，二者非常难同日而语。
再如，当大家追怀民国大学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校长与教授争取自由的努力，同时也得承认这与民国年间教育部的管理不细、经费有限直接有关。所以，当下中国大学的困境需要直面，不是召唤“民国大学”的亡灵就可以解决的。
大学史的研究也好，大学评论也罢，都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知识，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大伙应当了解，中国大学不可能飞速地“世界一流”，所以还请大伙多一点耐心。世界上没一个国家像中国现在如此全民都在关心大学问题。过于受关注，以至于没方法从容地坐下来，喘一口气、喝一口水，这对大学进步是非常不利的。
“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学生营救出来后，留下一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就离开了北京。这是借用汉代应劭《风俗通》的话，意思是说，对于骑快马的人而言，道旁观众越是喝彩，你就越快马加鞭；马被催得越跑越快，最后就气绝死亡了。对待中国大学，同样是这个道理，今天被追问为何还不“世界一流”，明天又期望你多得诺贝尔奖，非常可能致使中国高等教育节奏不稳，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在《大学何为》的序言中，我曾谈到：“并不是不知道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由于我更赏析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其他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仅不现实，而且成效不好。”这本《大学小言》，同样这样。期望我所描述的香港的大学可以成为大家讨论中国大陆大学问题时的一面镜子，但不是“砖头”；让大家理解大家走过来的道路，与大家可以达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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